以前，读音为yǐ qián，是汉语词汇，解释：1.指时间上某点、某个转折或某个事件之前。2.从前，以�，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以前贫困的生活3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中国以前贫困的生活3篇
中国以前贫困的生活篇1
内容 提要： 目前 ，不同机构关于 中国 贫困状况的估计数非常不同，这给扶贫政策的制定造成了很大困惑。中国贫困状况不同估计数出现的原因在于使用了不同的贫困标准。本文从产生背景、测定 方法 、测定指标、测定结果等方面对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贫困，贫困标准，国际比较
一、 研究 背景
伴随着二十多年的高速 经济 增长，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2004年5月在中国上海召开的国际扶贫大会对此做了充分的肯定。这一点也得到了政府机构、国际组织或其他扶贫组织、贫困研究学者的广泛认可。但是，关于中国贫困缓解的幅度、当前的贫困程度和规模，特别是关于中国不同地区的贫困程度的意见却非常不一致。例如，1995年，关于中国 农村 贫困程度的比较严肃的估计数至少有6种(汪三贵，2004)，其中，国家统计局估计的当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7.1%，其他估计数从8%到28.8%不等。近年来，关于中国贫困程度的估计数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在《2005年世界 发展 报告》中，世界银行正式公布中国2001年的贫困发生率是：按1天1美元衡量为16.6%，按1天2美元衡量为46.7%(世界银行，2005)。而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是：按农村贫困标准衡量为3.1%，按低收入标准衡量为9.7%(国家统计局农村 社会 经济调查总队，2002)。《2005年中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引用了世界银行非正式的估计数，认为2004年中国贫困人口约1亿，而同年国家统计局认为农村贫困人口为2610万，低收入标准以下人口为7658万(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5)。具体到中国内部，对城乡贫困程度的认识也非常不同：有人认为，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超过6%(亚洲开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2)，因此，中国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城市反贫困的力度；有人认为，中国99%的贫困人口在农村(世界银行贫困评估小组，2005)，所以，农村贫困仍是政府急需解决的 问题 。
尽管一些研究得到的贫困估计数是基于不同的基础数据(例如riskin li，2001)，但是，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对中国贫困规模和程度的估计数都是基于中国城乡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只不过前者采用了分户微观数据，而后者采用了收入或消费分组数据。因此，基础数据不同并不是关于中国贫困状况估计数出现高达4倍差异的主要原因，贫困状况估计数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还是贫困测定者采用了非常不同的贫困标准和测量指标。
在衡量中国的贫困状况时，最为常用的贫困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贫困标准，也称政府贫困标准；另一个是世界银行的“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另外，部分学者和机构在研究中提出过不同的标准，各地采用的低保标准、最低生活需求标准等虽然没有使用贫困标准的名词，但实质上也是贫困标准。这些贫困标准采用了什么测定方法，代表了什么样的贫困水平，是否符合现阶段中国贫困和反贫困的实际?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世界银行使用的国际贫困标准
(一)国际贫困标准(“1天1美元”)的确定
1990年，世界银行为了比较各国的贫困状况，对各国的国家贫困标准进行了研究，发现在34个有贫困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中，贫困标准从每年200多美元到3500美元不等(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将各国货币表示的贫困标准换算成美元)，而且贫困标准与各国居民收入水平成高度正相关。其中，12个最贫困国家的国家贫困标准集中于275—370美元。因此，世界银行在1990年采用了370美元作为衡量各国贫困状况的国际通用标准。同时，为了有效地反映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埃及、肯尼亚等国的贫困状况，世界银行将275美元(约合1天0.75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赤贫标准，用于比较各国的极端贫困状况。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 计算 的每年370美元的高贫困线很快被简化成“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被各界熟知并广泛接受。1994年，世界银行对贫困标准重新进行了研究，按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测算，10个最贫困国家的平均贫困线约为每天1.08美元。世界银行当年按此标准重新测算了各国的贫困状况。虽然十多年过去了，各国的物价水平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变动，贫困标准的实际数值也已不再是1天1美元，但是，在贫困状况的研究和衡量中，人们仍习惯将“1天1美元”称做贫困标准。
“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之所以能被广泛采用，一是因为它简单明了，容易记忆；二是因为其测算基础是最贫困国家的贫困线，“1天1美元”比较符合人们对贫困生活水平的大致想象。这个贫困标准在2000年被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采用后，就更加深入人心。
作为国际贫困标准确定依据的各国贫困线的测定，通常都是先确定最低食品需求并计算满足这种需求的食品支出，然后在此基础上测算非食品支出。但是，各国的具体方法却千差万别。例如，在确定最低食品需求时，有的按维持生存的热量摄入量计算(例如东南亚、印度)，有的按几种主要营养要素计算(例如俄罗斯)。在计算食品支出时，是按穷人的实际消费结构还是按平均消费结构?穷人是按什么标准划分的?非食品消费是按“一篮子”货品确定，还是根据效用 理论 直接计算支出?各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很不一样。1994年后，各国逐渐采用了世界银行推荐的方法(即马丁法)，这种方法也是中国在1995年计算农村贫困标准时所采用的方法。
对国际贫困标准确定过程的回顾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国际贫困标准所依据的各国国家贫困标准随着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可以注意到，1990年的国际贫困标准采用的是12个最贫困国家贫困标准中的最高标准，而1994的贫困标准采用的是10个最贫困国家贫困标准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各国的贫困标准都在变化之中。
2.各国的贫困标准与各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各国的贫困标准与各国的生活水平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与政府确定可行的扶贫策略和目标有极大的关系。很明显，一个极其贫困的国家不可能采用“1天2美元”或更高的标准作为该国的贫困标准，一个已基本消灭极端贫困的国家也不可能采“1天1美元”或更低的贫困标准。
3.世界银行采用国际贫困标准的目的主要是对世界各国的贫困状况进行比较，可以为国际扶贫资源的投向提供 参考 依据。各国在确定扶贫目标时一般均采用本国的标准，因为本国的贫困标准通常与特定的穷人的生活水平相联系，而国际贫困标准所代表的生活水平是比较抽象的。
4.国际贫困标准实际上是由多条贫困线组成的。虽然“1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广为人知，但是，实际上，世界银行在历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在大多数年份都采用了多条贫困线，例如，1990年报告中的贫困线和赤贫线，1994年以后各年度报告中各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以及“1天1美元”、“1天2美元”的贫困线，既反映了不同层次的贫困状况，又体现了国际可比性。
(二)世界银行测算各国贫困状况时使用的指标和方法
1.购买力平价指数。世界银行用国际贫困标准测量某个国家的贫困状况时，必须使用适当的汇率换算机制将美元换算成本地货币。由于直接市场或官方汇率难以反映消费晶的真正价格，世界银行目前采用的方法是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将“1天1美元”的标准换算成各国1993年以本国货币表示的贫困标准，在其他年度使用各国生活消费价格指标更新贫困标准。但是，世界银行(2005)也承认，由于购买力平价是为国民核算而设，也许不能衡量贫困人口的消费品的真正价格。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家，比如中国，由于城乡和各地区的消费价格相差甚远，即使使用购买力平价，国际通用贫困标准也难以换算成切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的以本国货币表示的贫困标准。也就是说，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如果国际通用贫困标准只换算成一条用人民币表示的贫困线，不是高估中国农村或中西部地区的贫困程度，就是低估中国城市或东部地区的贫困程度。
2.人均消费支出。世界银行通常使用人均消费支出作为测量贫困的指标。人均消费支出在贫困标准之下的人口即为贫困人口。
用消费来衡量贫困，一方面是技术原因，因为各国大多只有住户消费支出调查，而没有收入调查；另一方面是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是一种持久行为，比收入稳定，有利于更好地反映贫困状况。但是，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行为的 分析 ，笔者认为，采用消费贫困会高估贫困发生率。
其中一个原因与住房支出的计算有关。在中国的城乡住户调查中，住房支出并不是指租金和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相反，建房支出被包括在住户支出中。在计算贫困标准时，通过回归，平均每年的住房支出已被包括在其中，但是，在衡量贫困时，当年没有建房支出的住户可能会在贫困标准之下，虽然如果把某一年的建房支出分配到许多年中，这些住户可能是不贫困的。因此，住户集中在1年或几年中支出的购房、建房费用与贫困标准中包括年均购房、建房费用的矛盾造成贫困发生率的高估。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使用对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而不是购房、建房费用作为住户的住房支出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对自有住房的估算在中国城乡住户调查中都有困难：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住房租赁市场不发达，很难得到可资参考的租金价格；在城市， 影响 自有住房价格的因素更为复杂，在住房价格急剧变化之中，很难估算自有住房的租金。
与住房支出相类似， 教育 和健康支出也会造成贫困发生率的高估。这方面的问题至今没有被注意到。教育和健康支出在家庭生命周期内也是大幅度波动的，而且，至今为止，无法对某个家庭年度教育和健康支出进行估算和平滑。所以，如果不把为住房、教育、健康等一时性消费而做的储蓄当作消费的一部分，那么，用消费测算贫困必然高估贫困发生率。
此外，世界银行有时也给出按收入测算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人口数。但是，用收入衡量贫困也有明显缺陷。该缺陷与收入波动有关。由于受气候因素影响很大，农民的收入在年度之间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仅用收入衡量贫困，就把一些有能力通过储蓄达到贫困标准以上消费水平、但收入偶然掉到贫困标准之下的住户划入贫困户的行列，这不利于确定真正的贫困人口，而且造成年度之间困人口变动很大，不利于客观地评估扶贫效果。相反，对于一个贫困地区来说，偶然一年的好收成也不意味着脱贫。 中国,贫困-[飞诺网feno.cn] 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村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
(一)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的测算方法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政府贫困标准有两个：一个被称为农村贫困标准，另一个被称为农村低收入标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农村贫困标准是极端贫困标准，低收入标准则是一条较高的贫困标准。国家统计局没有正式公布全国城市贫困标准。
1.农村贫困标准。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在1985年、1990年、1994年、1997年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测定。其他年份则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
中国最后一次详细测定绝对贫困标准是在1997年，采用了世界银行推荐的确定贫困线的基本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最低营养需求。最低营养需求是指维持人体生存所必需的营养需求。根据营养学家建议，中国采用每人每日2100大卡热量作为最低营养需求。
(2)计算食物贫困线。利用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根据穷人的实际消费价格和消费结构计算出能获得最低营养需求的食物支出，以该食物支出作为食物贫困线。
(3)计算非食物贫困线。采用世界银行的马丁法，利用计量方法找到低非食物贫困线和高非食物贫困线。
中国以前贫困的生活篇2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的环境卫生事业落后
城乡卫生状况极差。我国自1879年建设首座自来水厂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70年间全国仅72个大城市建有自来水厂，日供水量240万吨，管网总长6589km，只供给外国租界和大的工商业区约962万人饮用，而广大劳苦大众饮用水状况异常恶劣。当时的城乡建设毫无规划，工厂与居民住宅犬牙交错，完全不符合卫生要求。广大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极差，住房低矮，潮湿，拥挤不堪，通风采光不良，甚至人畜共居。劳动人民的生活环境如此恶劣，污染严重，以致烈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流行猖獗，严重威胁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当时，少数医学院校虽开设有公共卫生课程，但环境卫生只占其中小部分内容。尽管也有人在个别地区开展过环境卫生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效，但由于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没有固定经费，工作难以为继，加之当时政治腐败，战争频繁，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环境卫生工作根本不可能得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部分医学院校设立公共卫生专业 环境卫生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全国环境卫生工作蓬勃发展，促使环境卫生学的理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不断充实，深化和完善。在我国环境卫生学发展过程中，值得提出的是于1979年，1984年，1990年，1995年，2001年先后五次召开全国环境卫生学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标志着我国环境卫生学和环境卫生事业在各个发展阶段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和长足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围绕生物性因素的研究扩展转移到对化学性和物理性因素的研究，从最初单纯对环境因素监测，调查扩展到与人群健康相结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从单纯的宏观流行病学调查转向对人群的宏观调查与实验室微观研究相结合的调查研究，以及应用现代毒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开展污染物的远期危害研究和多种环境因素的联合作用研究。在环境暴露上从测量环境浓度转向测量个体实际暴露。近年来，随着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在环境卫生学中的应用，人们得以从分子水平上深入探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特别是生物标志的建立和应用以及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进展，为评价人群罹患环境相关疾病如环境肿瘤的危险性提供了新的方法。在探讨污染物的毒作用机制中，从过去的整体，器官和系统水平逐步深入到当前的细胞，蛋白质水平乃至基因水平。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实施和环境基因组计划的启动，有力推动了环境应答基因的多态性研究及基因-环境相互作用对疾病发生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这不仅是环境卫生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更是学术思想上的飞跃，必将为环境卫生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清洁生产”的概念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环境发展会议上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战略。清洁生产是指能够节约能源，减少资源消耗，有效预防和控制污染物和其他废物生成的工艺技术过程，包括清洁的能源，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可持续发展是指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不仅应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不应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需要，使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强调充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包括清洁的环境)。这些新概念的提出和实施是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保护人类健康的明智之举。
(三)加强农村环境卫生工作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农村工作放到突出的位置，这给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1997年我国政府就提出“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也为今后的环境卫生工作指明了方向。最近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农村环境卫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环境卫生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由于大量乡镇企业的兴起，城市污染企业的转移，滥施农药化肥等造成的污染以及在村镇建设中缺乏合理的整体规划等，给农村环境卫生工作带来诸多新的问题。因此，加强农村环境卫生工作是我国环境卫生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1。努力改善农村饮用水的卫生状况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饮用水状况也有很大差别。根据卫生部2001年的统计，我国农村自来水厂(站)694138个，饮用自来水的人口占农村人口的55。1%，且多未完全达到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而在欠发达地区农村主要是分散式给水。广大农民的饮水面临着生物性，生物地球化学性和环境化学性的“三重”污染威胁。就全国范围而言，农村饮水的突出问题仍是生物性污染危害。因此，加强对农村饮用水水源的卫生防护和饮水消毒工作，防止肠道介水传染病的爆发流行是当前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其次，我国目前还有2597万人口饮水困难，约6000多万人口饮用高氟水，一些地区的农村居民饮用高砷水，应采取积极措施提供优质水源，改水降氟，降砷，减少氟，砷等地球化学因素对健康的危害。
2。加强改良厕所和粪便垃圾处理的技术工作
在不少农村地区厕所设施简陋，达不到粪便无害化的要求。有的根本没有粪便收集处理装置，造成苍蝇大量孳生，是农村肠道传染病发生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各种化肥的大量使用，农民不重视有机肥的使用，导致粪便垃圾不能及时被清理，也是当前农村地区生物性污染较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卫生意识，普及卫生知识，对粪便垃圾无害化处理进行现场指导，积极推广新型的卫生厕所，改变农村环境卫生面貌是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重要任务。
3。环境卫生工作与村镇规划建设相结合
随着农村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镇建设正在迅猛发展。各级环境卫生工作者应主动参与到村镇建设规划和建设之中，对村镇建设进行统筹安排，合理布局，实行功能分区，特别应充分考虑有毒有害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生活饮用水水源选择问题，农村生活垃圾堆放处理问题及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问题等，及时提出合理建议和具体措施。
4。健全农村环境卫生法规体系，
加大环境卫生监督管理力度 除认真贯彻执行现有的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法规外，国家应尽早制订和完善适合农村情况的环境卫生监督管理法规体系，各地农村应组建专职卫生监督管理队伍。当地政府部门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坚决取缔污染严重的企业，严格禁止城市企业污染向农村转移。当地的乡镇企业也要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开展源头预防，尽量避免末端治理。
(四)开拓环境卫生工作的新领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二十一世纪赋予预防医学的使命和当前全国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给环境卫生工作和环境卫生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从事环境卫生工作和研究的各级人员都要不断学习新知识，认识新事物，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开展新的工作内容。例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生产性用房(办公场所)内设备如计算机，复印机，空调器，移动通信设备，微波加热炉，饮水净化器等及装饰装修和密闭环境造成的污染及其健康危害应引起环境卫生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家用电器的普及和住宅居室装修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危害，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环境卫生问题，都需要环境卫生工作者认真对待，为保护人群健康努力工作。此外，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已成为新兴的第三产业和不少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保持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身心健康，给他们提供安全，舒适，清洁的旅游环境，将成为环境卫生工作的一项新任务。总之，各级环境卫生工作者必须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努力学习，开拓创新，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开创环境卫生工作新局面。
中国以前贫困的生活篇3
1840年以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卓娅·巴合提哈萨克语言文学系08级哈语班0815031
在日本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抵日本传教。他在日本住了一个阶段后，感到既然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日本对中国极为崇尚，倘若使中国也信仰基督教的话，日本亦步其后尘。因此，这位传教士便离开日本，不畏艰苦，打算进入中国。但终未能如愿以偿，在1551年病死于上川岛。这个小故事，说明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中国不但在哲学和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传遍世界，而且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等重大发明，对世界文化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所以，在十三、十四世纪，凡是到过东方的外国人，对中国的高度文明无不表示惊异和爱慕。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无人能撼动的地位。
首先，科技方面
早在西汉时，我国劳动人民就已造纸。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使纸很快被应用推广。从6世纪开始，造纸术逐渐传往朝鲜、日本，以后又经阿拉伯、埃及、西班牙传到欧洲的希腊、意大利等地。到16世纪，纸张已流行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据说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多张羊皮，文化信息的传播因材料的限制，范围极其狭小，纸的发明为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国隋唐时期，就已掌握雕版印刷术。唐代留下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日期的印刷品。11世纪中期的宋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印刷术得到普遍推广。我国的雕版印刷大约在公元8世纪传到日本，12世纪左右传到埃及，13世纪左右欧洲的旅行家接触到中国的印刷术，14至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印刷术，为欧洲的科学从中世纪漫长黑夜之后突飞猛进发展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
我国在唐朝时期就已发明了火药，并最早用于军事。10世纪初的唐末，出现了火炮、火箭，宋时火器普遍用于战争。蒙古人从与宋、金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阿拉伯人从与蒙古人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器。欧洲人大约于13世纪后期，又从阿拉伯人的书籍中获得了火药知识，到14世纪前期，又从对回教国家战争中学到了制造火药、使用火器的方法。火器在欧洲城市市民反对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恩格斯指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
早在战国时代，我国人民就制成了最初的指南针－司南。宋代时，指南针用于航海。阿拉伯人从与中国商船交往中学会了使用指南针来导航，约在12世纪，传播到了欧洲。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促使了以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这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兰西斯·培根曾说：“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了......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四大发明在欧洲文明产生以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其次，思想文化方面
隋唐时中外交往空前频繁，周边国家大多仿效中国的各项制度。特别是日本，派来大量留学生，一大批日本学者回国后在日本发动了大化改新，日本国力日益强大。汉字文化圈也在这时形成。而在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其中，汉字文化圈具体指汉字的诞生地中国以及周边的越南、朝鲜、琉球、日本。这些地域主要是农耕民族，存在有册封体制，历史上完全使用或与本国固有文字混合使用汉字，古代官方及知识分子多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现在，韩国语、越南语和日本语词汇的6成以上都是由古汉语派生出的汉字词组成的。
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历史上都使用过汉字、本国语言大量借用古汉语词汇，位于东亚地区，其标志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国民中信仰佛教者众多。汉字文化圈，在地理上可以称为东亚文化圈，以器物戏称为稻米文化圈、筷子文化圈、陶瓷文化圈、丝绸文化圈等，在文化上称为儒家文化圈。
从以上列举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科技的先进还是思想文化的开放，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从而引发了我们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探讨，大到日本的朱雀街，小至韩语中出现的汉字成分，无疑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
祖先留下的文明流传下来不仅仅是为了让后人凭吊，更多的应该是学习，学习前人为我国所付出的努力，做出的贡献，激励我们向前发展。